近年来对我产生影响的理论和思想很多，不过最近一句电影里的台词让我触动颇深——“医生是这样一群人：对开的药所知不多，对要治疗的疾病所知更少，而对用药的人更是一无所知。”如果说我是一名经济社会的“医生”，那么我可能比医生还要“一无所知”——对自己掌握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所知不多，对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所知更少，而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具体背景和当事人更是一无所知。
近两年碰到一些以前的同学、同事或朋友，他们常常会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有时会针对性地回答说我比较关注资源管理的制度分析，但更多的时候我会稍微思索一下说“还是土地非农化”。然而，有一些提问者似乎惊讶地追问：还在研究土地非农化啊，那么多年那么多人都研究过了，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到土地非农化的问题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复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非农化最初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还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耕地保护和保障经济建设这对“老”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益分配、耕地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新问题却接踵而至。我不禁反思，我们之前长期坚持的理论研究是否是有偏颇的，以至于真的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黑板上的知识”？
这些年来这个反思一直警醒着我，因此，我才会对上述“医生的描述”有着特别的感同身受。这本《土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实际上就是在尝试做三件事，很巧的是，这三件事正好应对了“医生”的困境。在本书中，我尝试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研究以下问题：①土地非农化本身的特征；②对制度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分类，并与实践对应；③判断如何为特定背景下的土地非农化选择合适的制度。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土地非农化问题（“疾病”）、制度选择（“药”），以及影响制度选择的内外部条件（“用药的人”）。
对于土地非农化本身的特征，本书有一些新的认识。最初的研究，如20世纪末期的学术研究多将其看做一种土地利用的配置结果，通过判断配置效率来判断相应的制度或管理的绩效。实际上，本书对土地非农化的认识又有两个新的阶段性的拓展。
第一阶段是从配置效率转变为治理效率，也就是从关注静态的资源配置结果，转变为重视资源利用和管理的过程。三个层次的治理效率的内涵实际上更接近现实中追求土地非农化效率的要求——我们无法掌握假想的那个最优配置的结果，但是我们能够把握利用资源的过程。通过设计一定的人为规则来约束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土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是能够自动实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土地非农化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的“交易”，具有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等交易属性特征。这些属性为治理效率的分析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二阶段是对土地非农化的SES特征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最近两三年形成的，以前我理解的土地非农化的“交易”，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定义的那样，“交易是指一个物品或一项服务在技术上可分辨的界限上被转移，行为的一个阶段结束而另一个阶段开始”。但是，一旦认识到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动性（interaction），传统的对“交易”的定义就会出现问题。对土地非农化每一个步骤的划分，如土地规划、土地征收等，我们并不能观察到那个“可分辨的界限”。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骤，并不能完全掌握所有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我们无从得知土地系统自身出现了什么变化以至于未来还会出现新的影响。在最初土地非农化决策时更没有考虑这种变化对自己和别人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使得土地非农化的过程必然会偏离决策时的设想。
换句话说，我们对土地非农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这极大地影响了土地非农化治理的制度分析。传统的交易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交易，也就是具有内部简单、外部独立的特征；而土地非农化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利用，其更多的特征是内部复杂、外部模糊——既无法完全地把握交易了什么，也无法辨析被其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是否还有遗漏。虽然能够被辨析的影响可以看成是一个交易的不同方面，也可以看做不同主体间交易的组合，但问题是我们无法清晰辨认所有的影响，所谓的“低模块性”和“难分解性”就体现出来了。
这样，对于土地非农化相应制度的认识，我们也有了新的进展。不同于Williamson（1996）的市场、层级或混合，或Ostrom（1990）的“利维坦”、私有制或自组织，当认识到土地非农化交易是一种“内繁外联”的交易时，我们需要认识一种新的制度——二分法，即整合的制度和局部的制度，这种对制度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如何解决SES交易的“新”属性所带来的难题。我们定义了一种“可接受局部性和整体性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它回答了如果考虑了SES的特征，传统的制度分析有什么局限；针对这种局限，制度分析该如何应对；如何从理论上给出制度的选择逻辑。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治理对象有多样性的制度存在。
在对土地非农化和制度有着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本书对判断如何为特定的土地非农化选择合适的制度也就有了新的进展。本质上讲，对于“内繁外联”的交易，人类的有限认知是无法设计出合理的制度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概念性的分解分析入手，则实际上存在一种“片段视角”的“八步骤”制度分析。基于这种“八步骤”制度分析，我们就定义了所谓的积累性和渐进性的制度变迁的逻辑。
换句话说，对于SES特征的管理对象，本书认为可以先从概念性分解的思路出发，将内部复杂、外部关联的交易概念性地分解为内部简单、外部独立的若干交易的组合，虽然这种分解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但概念性的分解是我们认识复杂和关联的基础。即使存在犯错的可能或者必然存在犯错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在一种渐进性的、积累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制度。正如人类认知自然世界一样，包括自然、地理、生物、医学等领域，都是按照这种逐渐积累的方式来探索复杂和关联的世界的。
上述就是本书在理论上的主要建构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和曲福田老师对土地非农化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这些实证分析是我们近三年来一系列研究的进展，既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包括很多案例研究。从内容上看，涵盖了土地非农化特征、治理结构的描述和评价、现实局限对制度的改进诉求和相应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我们相信，上述的理论和实证的进展能够为土地非农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曲福田老师既是本书的作者，也是多年来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给予我极大帮助的人。我对土地非农化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正是由曲老师培养出的兴趣。同时，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这个学术方向并且不断拓展，也得益于曲老师的鼓励和支持。
浙江大学吴次芳老师近年来对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不论是在最早做我博士后导师期间，还是后来我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吴老师都为我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这些对于我在土地非农化研究上的专注和坚持非常重要。而且，吴老师也经常指导我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并经常为我提供与业内进行交流探讨的机会。这些都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感谢陈锡文先生为本书作序，以及多年来对我们研究的关注、支持和推荐。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Volker Beckmann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Nico Heerink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Kornad Hagedorn教授对我在资源管理制度分析上的研究帮助非常大。可以说，我能够对土地非农化有着不断深入的理解与他们在制度分析上给我的灵感是分不开的。而且，与他们的合作，也为本书的研究能够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浙江大学“土地制度、管理和经济”学术小组（Colloquium of Land Institutions，Management，and Economics，CLIME）的全体成员，他们既参与了我平时的研究工作，又恰到好处地为我提供了很多基础性的协助。更让我“意外”的是，很多时候他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承担很多我力不从心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好评。我希望这个CLIME真的能够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在土地制度分析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小气候”。
本书的研究离不开基金项目的支持。我在土地非农化领域的研究连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73008；70903057）的支持，这也是我能够坚持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重要条件。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学术着作出版基金（2012年度）、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81）的支持。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科学出版社马跃先生的很大帮助，也非常感谢责任编辑李楠女士对本书付梓所付出的努力和帮助。
当然，对于SES视角下的土地非农化治理研究，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很多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索和个别案例的分析阶段，其中的缺陷肯定很多，恳请同仁们给予批评指正，以指导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
谭荣
2014年2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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