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霍普金斯和马瑞萨·萨帕塔
本词汇表的目的是澄清概念并确认适用于这些概念的词。这些词的应用经常会很混淆，本词汇表不讨论哪种是正确的，而是说明概念并把它与相似的和不同的概念相联系。本书试图用词前后一致，如果可能，用词也同样会和规划的普遍实践相一致，但在一些案例中，明确的区分需要更严格的定义。这些一致用法的例外会在每一章中注明。
适应性管理。适应性管理是生态学家们关注处理不确定性时，将其视为复杂系统的固有属性，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一种视角（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行动。行动是某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有权限和能力去选取并实践的选择。所以选择是否建支路是行动选择（对一些行动者来说），但考虑基于不同相对未来石油成本的选择的不同结果就是一个情境。情境是对未来油价的组合，它是不受控制的，而选择旁路的路线是可以控制的。行动可以在当前或未来由不同行动者做出选择。政策通常用来指行动，如投资、法规和公共组织项目。更严格意义上的政策是在特定情形下做什么的规则。替选方案是在强调互斥的行动或未来的偏好时使用。见替选方案、政策和情境。
替选方案。在传统使用中，替选方案指相互排斥的行动和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在替选方案中选取一个来实行，或在未来替选方案中陈述一种偏好。重要的不同是我们不能仅仅用任何直接的方式选择偏好的未来，而我们可以直接使行动发生。偏好未来可以通过行动和政策来寻求，通过可以增加偏好未来发生可能性的行动和政策。同样见行动、未来和政策。
因果机制。因果机制是对一项行动或观察现象是如何影响另一个观察现象的解释（Miller 1987）。解释必须在特定环境中有用，这就要求对一个变量变化的可信预测可以在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取得。老龄化、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可以通过因果机制联系来解释人口的变化。来源、目的地、路段通行能力、出行生成、出行模式选择和旅次分配可以通过解释交通阻塞的因果机制相连。对因果机制含义的寻求是一种模拟。对因果关系的强调在多种方式上都有问题。在规划领域中，人们可能把因果描述成价值中立、理性的和客观的，尽管事实很少是这样。其他规划者对描述因果关系不感兴趣并倾向于借鉴其他知识传统。这些规划者，从解释学或现象本源角度发挥功能，而不是通过寻求理解或提供人类行为的解释来描述既定情况（Schwandt 2001）。在规划领域中，这通常发生在叙事、参与者观察和政治现状讨论中。对比这两种用来描述、解释并理解现象和情况的方式，规划者遇到了一个通常被描述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常见的职能辩论（Bernstein 1983）。同样见客观性、模拟和叙事。
合作。合作指的是在不同团体、行动者或组织间为工作而共同努力，并考虑到可能的行动，决定做什么或创造什么。合作通过增加平行工作能力，提升知识和技能，增加想法或态度的数量或为产生结果创造机会提高了效能（McGrath 1984；McGrath and Hollingshead 1994）。这些努力可能是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在很长或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更常见的是在讨论中通力合作（Innes 1995）。这些讨论把利益相关方从与该议题相关的组织和地理区域建立起特色。对很多规划者来说，通力合作是一种增加规划讨论中的利益参与和建立机构间的信任和合作来促进参与的方式（Booher and Innes 2002；Kumar and Paddison 2000；Takahashi and Smutny 2001）。致力于通力合作的规划者相信达成共识是合作的中心部分（Innes 2004）；其他人则重视发展以及在合作对话中共享资源的能力（Healey 1997；Hopkins 2001b）。同样见共识和利益相关方。
社区。社区被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中，规划者通常用社区来代表在一个特定地理界限中工作的人。有时这种用法同样包括自然环境和其物种。社区同样指那些不被政治或利益相关者代表的人。因此，这些问题、个案、规划等能否代表社区利益？或者说，会有社区收购吗？在一个地理社区中，可能有其他社区，如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团体。该案例中的人根据他们的共同特征被划分至各种社区。这些社区也可能超越地理边界。Talen（2000）讨论了规划者使用社区名称的不同方式和在规划审议中提出的社区感的含义。最常见的，社区可以被用来唤起情感的归属（或回避边缘化）以及作为规划行动的理由（如建设社区的必要性），尤其是在邻里配置中（Jacobs 1961；Manzo and Perkins 2006；Sandercock 1998b）。同样见行动、规划、个案和利益相关方。
共识。共识是同意每组成员同意的一个选择（Innes 2004），这可能是对信念、目标和行动的声明。共识意味着愿意让行动发生，虽然它并不意味着协议的行动代表团体或同意个人的最大利益。共识为基础的组织认可这样的观点，即承认共识决策时的不同意，同时继续使其成为组内成员，如基督教公谊会（贵格会）中“避开”的概念。避开意味着陈述不合但同意群体的行动。在基督教公益会这个案例中，这可以意味着其余从达成共识过程中寻求上帝的旨意的人们（New England Yearly Meeting 1985；Sheeran 1993）。
共识包括两个互动的现象：①个体形成并改变他们自己有关行动的信仰与偏好；②通过一些集体过程，每个人都同意的一群人的概念出现。共识的替代（包括避开），是用于个体离开组织，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来反对其行动的。共识达成过程意味着没有直接投票就行动的审议。就过程而言，共识达成的宣告通常是当团体成员调查组织并做成没有反对的结论。没有反对是因为每个人都同意，反对的人保持沉默，或者不同意的人选择站在一旁。投票与审议的结合可被解释为一种共识达成过程，因为输的一方同意行动而不是再聚集力量防止它。投票中，“多数”——如百分之六十——有时用来宣告共识达成。而这个名词的使用是合理的，因为“多数”越大，阻碍行动的反对者越少。
在一般用法中，共识通常用来从对通过充分审议的协议达成一致，模糊了实际协议与赞同的划分。这类用途也通常使共识成为客观体，寻找任何可以被认可或许可的，而不是专注于为达到足够共识而协商，以采取最初无法强迫但有意义的行动（Healey 1996；Watson 1998）。例如，对达成共识的区域愿景的主张通常是实际协议的，然而共识向前推进到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发展则是赞同的。作为规范性主张的共识要求良好的或理想的决策制定过程（Innes 1996）或实证上采取没有积极反对的行动的能力。同样见行动。
选民。代表他人或为他人而行动的一个人或组织就拥有选民。严格来讲，选民是一组从事选举的投票者或授予权限的人。选民在表示那些被代表或服务的人时，被应用的更广泛。例如，一个区域规划委员会的选民包括作为组织成员的机构或市政当局、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和民选官员、参选者、居民、设施使用者和其他受益者。选民尤指利益相关者并意味着在特定决策具有特定主要利益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足够动机作为个体参与特定决策，而是依赖于他们的代表或向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授权。同样见利益相关者。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表示行动的变量，或是立即受有效行动影响的变量。例如，从当地政府角度来说，土地利用类型是控制变量，因为市政府可以决定它，或至少能通过区划对它产生强烈影响；人口对市政府来说是不可控变量，因为政府不能直接控制人口。
文化。人类学家Geertz（1973，5）曾总结，文化是“人类交织而成的重点网”。通常，文化是指一圈人共有的一套固定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作为一个名词，文化可以被用来指代一个特殊的人群，尽管人类学家Appadurai（1996）反对这种用法。此时，文化变成了一个物体。这种物体化低估了文化动态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并把人们分配到特定的社会群体中。通常，严格的组群分配带来了强有力的历史根固的刻板印象。阿帕杜莱却认为，应该用文化的这个术语而不是文化本身来避免这些问题。通过确认文化维度或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征，一个人的文化也不断在改变。在大众媒体中，文化可以用来描述支持特定态度的环境，如规划文化可能指一个地方所支持的特定规划想法。文化通常用来描述人的差异，像在文化中的差异一样。见纽曼第八章的表述，同样见社区、差异、多样性和多元文化。
审议。审议是思考的过程，通常涉及多个人。它与辩论不同，我们期待审议的过程能让一些参与者改变他们的观点或相互理解他们所在的情境，理解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行动的意义（Forester 1999；Hurley 1989）。审议是达成共识和集体选择的过程。同样见共识。
差异。差异强调了在类别间什么是可比较且相对的。这里“我们强调情况差异的想法，即与局部的、体现的和重要的事物的差异”（Appadurai 1996，12）。这种差异概念以群体认同为主而且对规划者而言是重要的，因为规划者很少在同质社区做规划。像Sandercock（1998b）和Young（1990）一样的学者认为，注意差异以追求社会正义对城市的未来是重要的。Forsyth（1995）提醒规划者，某些差异在特殊情况下比其他方面都重要。
多样性。规划者经常用术语多样性来指代很大范围的社会和统计性的人和建筑物环境的识别（Turner and Murray 2001）。该术语被频繁运用，因此，规划学者都把它看做变量的标签并建立参数。例如，多样性对Day（2003）而言，意味着“种族、文化和/或收入水平”的区别；Turner和Murray（2001）用多样性来表示“住房成本、土地使用权和占有属性”。在美国，种族、阶级和性别通常是最常见的分类方式。多样性也用来描述不同住房类型和土地利用间的不同属性。在大多数例子中，多样性指一系列不同属性（如人和土地）。当规划者想要更多不同类型在特定地理范围内居住、游乐及工作的人群时，他们同样用多样性的术语。此时该术语不一定需要被定义，但指的却是对不同人口统计或土地利用的抽象目标。换言之，多样性可指不同类型人的分配，其中每一类型的比例均等或是人口较多时所获得的比例一致。一些规划者认为对多样性的关注，尤其是人口多样性，是规划实践的重点（Forsyth 1995；Lee 1997；Qadeer 1997；Sandercock 1998b；Thompson 2000）。同样见社区、文化、差异和多元文化。
预测。预测是指对未来某时间或远距离某地点的变量的预测值，是以当前对时空变化可用的知识为基础的。预测是以在某些条件下期待发生的事件为基础的（Ascher 1978；Isserman 1984）。相反，情境是关于可能未来的合理故事，并不是说它们是最有可能的未来。预测可以为不同目的服务。一次预测可以预测不可控变量、另一个行动者的可控变量、基于行动选择的指标变量或一个与另一个变量的假设变化相关的不可控变量。单一的预测分析可能包括很多变量。预测基本上以历史形态的统计分析或以因果模型为基础，这可能包括参数的统计拟合。预测可能视对最初条件或行动的假设而定，可以是以故事的形式而不一定是数字的形式。同样见情境。
未来。未来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要发生的事件和情况。未来是很多规划活动的对象。愿景、情境规划和预测经常寻求解释，并鼓励关于在既定地点会发生什么的讨论，以采取行动响应未来的改变或针对未来引导出期望的结果。考虑未来需要人们探讨不确定和风险。
意象。意象是对想法、事件、地方等的视觉表现。它们能以外部可见形式存在，如照片、素描，或者它们可以藏在人的内心。可见形式的意象可以刺激对所规划未来想法的强有力的反应。作为内在驱动因素，它们同样强有力，促使人们倡议他们所相信并与自身社区意象相一致的事物。见纽曼（第八章）。
规划信息系统。规划信息系统的概念描述了态度、概念方法和数据库工具。态度是指有很多规划，由不同行动者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视角制定的，可以适用于任何决策环境，这样就需要信息系统来获取这些规划（Donaghy and Hopkins 2006，2001b）。这种态度正被广泛接受，如同最近一版《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Berke et al. 2006）“规划网络”的证据所显示。概念方法把规划内容融入规划概要中并确认其意图、行动或个案议程表、政策和策略。以这种方式组织而成的内容使得规划更容易有效地表达想法。这些表现的信息内容可以编辑到可以支持适当询问的数据库来审议要做什么。
如霍普金斯在十四章中讨论的那样，厄巴纳综合规划中项目实施表、标注的未来土地利用图和流动性地图的关系使得在空间上或文本上查询规划信息系统成为可能。在未来发展地图上的注释比简单的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图要更难搜索，但嵌入的信息更强大。注释解释了想要或期待的是什么、为什么，以及与相邻城市地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注释可以与区位（面、线、点）结合，按区位搜索。
长期。长期是规划描述的一段时期（Kent 1964），可以指任何超过十年的时段。更常见的，长期是考虑到未来15～20年的可能事件，而且现在开始增加到50年。然而，随着未来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长期一般不超过20年。考虑到对确切时间框架的困惑，长期可以指规划者被鼓励确定他们在特殊规划行动中考虑的年限。同样也有可能关注事件的顺序，不管它们什么时候发生和特定长度的间隔。因此，长期可以是考虑飓风或洪水破坏的形态，即使它可能在100年中都不经常发生。
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指的是多重文化。该术语的含义在城市、州或国家是指不同的、有识别度的在同一地区的文化（Sandercock 1998b）。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名词，指代按某些特征区分的社会群体。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反映了促进工作、教育和居住环境构成多元文化并支持文化族群的不同需求。一直以来，这种兴趣也同样体现在经常被称为“美国熔炉”之中（Hayward 1922），这里希望美国的多元文化能融入一种文化并组合多种文化元素（比如说，文化群体的有形元素，如食物，可以混合在一起）。尽管多元文化这一术语经常被用到，尤其是在与社会政策有关的谈话中，用来涵盖多元视角，但其含义和意义已经被讨论很久（Barry 2001；Okin 1999；Qadeer 1997；Taylor 1994）。同样见文化、社区、差异和多样性。
客观性。客观性通常指的是规划者可以从事分析或争论中性、无价值以及理性的立场或者排除主观印象的概念。该立场与对把规划看成一个运用数学模型和城市工程来选择最好行动的理性技术事业有密切的关系。规划者坚持客观性的立场经常采用的短语是社会工程以表示对任何决定不直接聚焦于建成环境工程的不适感。如今，大多数规划者认为，客观性在很多分析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无法完全做到。进一步来说，许多规划学者，从预测到叙事，都鼓励使用主观性的视角。这些规划者认为规划参与是一种艺术，并承认自己的偏见以及富有价值的立场（Bernstein 2002；Flyvbjerg 2001）。
后果。后果是指采取行动、在确定的时间空间上将影响付诸实践的结果。
规划。规划是指有关意图和行动的关于不可控变量其他的可能反应和预期的信息。选择做什么或预测其他人的选择的用处，取决于规划中这些行动的内部逻辑（Hopkins 2001b）和创造规划的规划过程中，常规所引喻的承诺水平（Levin 1976）。当规划解释为策略时，可以被视为追踪所包含的行动和不确定结果。人工智能的规划链接了意图与导致意图的行动（Bratman 1987）。作为承诺的规划可以从它在社会现象中发生来理解，如同社会法规的概念（Williams and Matheny 1995）。同样见行动、结果、法规和不可控变量。
政策。狭义上说，一项政策就是确认行动执行的规则，如果考虑到的一系列情况都发生的话（Kerr 1976）。某市可能出台一项不给零售开发商提供税收回扣的政策。广义上说，政策指的是任何种类的公共部门行为，但通常只是那些一般的行动，而不是详细的具体个案。按后者的定义，政策变量等于可控变量（Williams and Matheny 1995）。也见行动、结果、法规以及不可控变量。
准备。准备是一个经常在情境规划文献中使用的术语，是指我们为未知未来演练的能力。在情境规划中，日渐增多的规划者对多项过程的准备对未来规划是有益的。
个案。个案有两种描述方式：①个案是一种行动或是一组行动的组合。个案是发展良好的提案或正在进行的执行。这里，人们把个案当做特定对象，其中资源分派、工作规划、建立里程碑是完成个案的主要组成。②在一个不太一样但却相关的解释中，可以更抽象地看待个案。在这个用法中，个案是思考未来的不同方式以及我们想要怎么塑造它们的方式。举例来说，关于纽约世贸中心区的讨论围绕着特定的个案，以及关于它们是否能改变和能否被建立。它们是个案而不是情境，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在我们建筑范围内的，只要我们有有效的个案经理和好的设计就可以。同样见行动。
推估。“推估是对未来有条件的（如果……那么……）陈述。它们是在现有假设（如果）基础上对数据结果（那么）的计算”（Isserman 1984，60）。推估对其假设没有有效性或可能性的要求。如Isserman（1984）所说，推估与预测不同，因为预测包括对假设的可能性的判断，这样才得出可能结果。在伊瑟曼的论述中，预测很有可能就是结果。同样见预测。
区域。区域指的是比单一的城市或镇范围更广的地理区域。区域通常由很多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组成，而且在地理视角上变化很大。不同的政府机构在区域范围内行使职能时会涵盖不同的和重叠的服务领域和管辖界限。区域规划成果可能通过合作伙伴或正式政府机构体现（Foster 2001；Wheeler 2002）。在美国，与市和州的组织在立法权力上相比，区域组织通常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在加拿大，近代的城市聚集赋予了更多区域城市权力。区域规划视角主要是强调实际相连地区的结合。
法规。法规规范了行动者的权利，而且是由合法集体组织执行，通常是政府（Barzel 1989；Webser and Lai 2003）。这种狭隘的诠释留下了“社会法规”（Williams and Matheny 1995），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社会互动，作为一种独特现象。法规意味着强制执行，而规划和政策则不是（Hopkins 2001b）。
情境。情境是多角色从当前向未来的转变，包括不可控变量和可控变量。我们可以把一个情境与另一个做比较来确定我们偏好哪一个。然而，我们不能选择一个情境——而不是另一个——作为行动，因为我们不能控制情境中的所有变量。于是，情境就不是行动。对情境的偏好可以被撷取，类似预期效用中可能结果的报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备选项中关于这些不确定结果的选择。可替代行动和偏好情境的关系很复杂，因为情境通常包括可控变量和不可控变量。我们可以在情境中从事选择，但我们只能通过选择更有可能产生该种情境的行动来使情境有效。
情境规划。情境规划界定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情境的方式，该方式主要来自于壳牌石油公司所发展的过程（Heijden 1996；Schwartz 1996）。它有别于其他规划过程在于，它关注被用来作为一组多个情境的创立，以决定做什么。主要内容在于，在多样未来中考虑清楚是很有价值的，这样你可以在选择做什么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多样未来。多样未来很有用因为：①你可以选择增加你愿意展开的情境可能性的行动；②你可以针对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做准备，因为你无法控制哪一个情境会展开。
该过程与想象多样未来世界状态、选择一个未来用以实现看似你能完全控制的行动，并且忽略其他的未来的想法不一样。例如，我可能选择创建一个径向网络法和高效燃油法规，希望能够维持一个以机动车为基础的通勤系统，这是我所希望的情境。但如果油价确实飞涨而我规定了高效燃油，那么选择径向网络同样适合于大宗交通。在这个案例中，我认识到我可以影响未来但我又不能完全控制它。
模拟。模拟是从一系列最初条件和创造预测或情境的假设中解决因果关系问题。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指经认定的与规划过程最相关或最受影响的一方。通常特定个人或组织会被确认为代表这些部门团体，而且他们的投入和参与会在规划过程中被考虑。一些规划专家认为，利益相关者的纳入支持了更广范围的纳入社区成员，尤其是那些边缘化的群体（Innes 1996）。其他人则认为，只有那些有既得利益且有资源支持他们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才有可能影响规划过程和结果（Brody 2003；Margerum 2002；Watson 1998）。同样见社区和选民。
故事。故事是关于一系列有角色、情节和背景的事件的陈述。“故事是我们最古老的交流方式……它们可以启发、娱乐、传播、安慰、教育”（Soja 2003，207）。故事及其讲述者（们）一定要令人信服才能使故事听起来有效（Mandelbaum 1991）。故事可以基于文字、演讲或图画它们可以提供关于情节的详细信息，而规划者在其中起了作用，如某一市民描述对社区的个人感受或者某一规划者谈论到最近的个案。规划者同样可以用故事来说服其他的规划者、社区领导或社区成员来采取行动（包括不行动）。对一些规划者来说，尤其是那些与沟通理论有关的规划者，有多种解释且通常没有明确结局的故事可以挑战强调单一情境诠释和复杂多元情况中的正确答案的规划。
叙事。规划争论通常是以故事形态进行（Mandelbaum 1991），叙事说明了这些争论是如何被呈现并使用的。Isserman（1984）认为，对规划预测的有效利用需要巧妙的叙事。这里规划者说明他们的预测的意义并叙述故事。Eckstein（2003，14）把她的叙事的概念——“关注叙事强调了事实的难以捉摸性和欲望的复杂性”——与Myers和Kitsuse（2000，224）的观点相区分，Myers和Kitsuse认为：“规划中已经接受了推估的数量技巧正如它们描述的最有可能的未来（现实）和被期待的（理想）一样。”一些规划者发现了叙事作为与不同社区共处和发展同理心视角更好的理解和蓄意使用（Forester 1999；Mandelbaum 1991；Sandercock 1997）。然而，Throgmorton（1993，334）提醒了规划者：“这样的措辞包括使用诱人的语言来影响别人使其接受演讲者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叙事者的动机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什么时候倾听以及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指的是那些我们不知道什么会发生的情况。有些人对风险、主观机率和模糊性做了区分。风险描述了一种实证基础的情况，估计在一系列确定的可能结果中出现特定结果的频率，如抛骰子或新餐馆在至少五年内成功的概率。主观机率是对一组符合风险测量假设以估计结果在一组中发生的可能性。基础设施供应商做出的投资决策可适用于对时间和需求数量预期的机率测量。模糊指的是当宣称一组已知的可能结果或表达机率的可能性不合理的情况（March 1978）。
不可控变量。在系统分析中，决策制定者可以设定或控制可控变量或决定性变量。不可控变量的预测会随着系统模型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不可控变量的变化会间接地受到决策变量的影响，但不可控变量仍不能直接操弄。同样见可控变量。
愿景。愿景是对未来的意象，可以以文字、图表或现有的多媒体形式展现。它在想象可能性以及简洁和全面地表达内容方面发挥了作用。规划通常包括文字形式的愿景描述，有些包括对空间模式或三维形式的图形描述。当今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社区愿景规划过程，如由国家公民联盟或ACP——愿景与规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Ames（1998）提议的。Shipley和Newkirk（1998）以及Shipley（2002）回顾了这些概念，Helling（1998a）针对这些概念的一个案例做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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